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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歷史：我們的祖母和我們自己 by 茱莉亞.巴克利.莫頓
譯註：這篇文章原本於 2014 年 5 月 7 日刊於 Women Writers, Women Books 網站，現經作者同意之後翻譯刊出。
我最近在研究並創作《荻可和珍妮：她們驚人而真實的虛構自傳》(The Amazing True Imaginary Autobiography of Dick & Jani) 這本書。這是和我的兩位祖母有關的故事，她們都生於 1916 年（早在女性有投票權利之前），兩人在二十世紀卻活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我因此而接觸到歷史學家吉兒.勒波爾 (Jill Lepore)。
勒波爾在《紐約客》(New Yorker) 雜誌上寫過一篇很棒的文章，提到她和母親的關係，以及這段母女情誼和她為珍.富蘭克林（Jane Franklin，美國開國元老班傑明.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的妹妹）創作傳記《年歲之書》(The Book of Ages) 過程之間的關係。（這是一部融合了歷史研究和豐盛想像力的驚人之作。）
針對我的書，勒波爾的建議是要我讀她在 1980 年代寫過的一篇文章，名為〈熱愛太過的歷史學家〉(Historians Who Love Too Much)。她在這篇文章中討論了微歷史 (micro-history) 這個概念，這和一般的傳記有所不同，基本上以那些比較不為人知的普通人為主角。
微歷史學家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從根本層面上足以光照他們那個時期的社會歷史發展背景的人。這也就是他們活過的歷史。這個名詞極具啟發性，因為它為我一直本能地在尋找的某種概念給了一個確切的名字。
創作這本書的過程有時候相當困難，因為其中牽涉到許多個人性的材料（在創作早期，要把我自己從這些材料中分隔出來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儘管如此，我越是能放棄自己的各種偏見和恐懼，只用兩位祖母的眼光來看事情——我就越能了解到，她們的人生故事其實從來沒有人知道過。不只是我的兩位祖母，而是她們那一整個世代的女性的聲音，在我們對於二十世紀的記錄裡，都從來沒有被人聽見過。
我著手整理這兩位女性的照片、文字和文件的時候，也開始了解到，她們的人生故事是我從來沒有料想到的，這不只是因為沒有人的生活會像外表看來那樣簡單，特別是在一個孩子的眼中，更是因為她們活過也參與過二十世紀的太多方方面面，卻並非透過我們在歷史書中讀到的那些傳統角度。
舉例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是男性的戰役和歸來，而和那些身為記者或在芝加哥組織軍人妻子進行各種活動的女性（例如珍妮）無關，當然也不牽涉到某個（以荻可而言）做妻子的女性，丈夫因為體型太過細瘦而無法參戰，只能在曼哈坦計畫 (Manhatten Project) 中擔任秘書（結果導致他們一家人必須把巴寇斯基 (Bukoski) 這個名字改成巴克利 (Barklay)），自己的弟弟又同時在太平洋戰役中死於日本神風特攻隊的攻擊。又比方說，經濟大蕭條主要是從成年人的觀點來看，而非那些必須被迫打消自己夢想的少年人。另外一個例子是 1970 年代的女權運動，其基本上只是年輕女性的故事，無涉於那些新近從婚姻枷鎖中解放出來的五十歲祖母，在幾乎遭受強暴之後致力於尋找改變相關刑事法律的各種管道。
荻可的夢想被經濟大蕭條摧毀了，卻把自己的心和家庭管理得好似伊森.艾倫 (Ethan Allen) 傢俱店的展示間。與此同時，珍妮跌跌撞撞地走過三段婚姻，最後在 1970 年代成為女權運動份子和學校教師。她們的人生選擇——出身於謙卑的家庭環境而卻擁有無比的夢想——實在有天壤之別。她們的故事因而是對於「對比」這個概念的研究，也是荻可為了被他人接納而付出幾乎摧毀靈魂的代價，以及珍妮為了反叛自己據說應該辦演的角色而刻意的特立獨行，這兩件事之間的對照。
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寫荻可的故事，因為她和我相處得並不愉快，這和我充滿動盪的童年時期也息息相關。我的出生是個意外，經常被丟給她照顧，這樣的安排很不好，因為她懼怕並討厭各種騷亂。
然而在我父親去世之前的那個星期，我在他留下來的各種物件中找到了荻可的老照片，其中包括她年輕時在戲劇和時裝秀中極具光彩榮耀的各種剪報，我因而看見了自己從來不知道的一個女人和一個時代——她曾經快樂過的一段時光。
她曾經告訴我——那是在她已經放棄夢想的許多年之後——她一直想當個藝術家，各種藝術課程卻在經濟大蕭條期間被取消了，她只好去一家橡膠工廠上班。從許多方面來說，她的人生故事是個悲劇。然而在任何書籍或電影裡，如果她有機會出現的話，都只能是一個玩笑，一個註腳，一個稍縱即逝而惱人的「憤怒的家庭主婦」——而永遠不會是一個完全的個人。我發現，她的人生故事必須有人知道並了解，因為我們也必須更全面地書寫我們自己的歷史。對於她的故事的理解，形成了這本書的真實架構。
我一直知道自己想寫珍妮，這個更為迷人多姿的祖母，她經歷過三次充滿暴力的婚姻：還是少女的時候就懷了孕，嫁給從哈佛大學休學的海運商人羅素 (Russell)，在他花心的時候尋求離婚，之後又嫁給一個記者——也就是我的祖父鮑勃 (Bob) ——並和他一起在戰後的維也納工作、生活，直到他決定另娶一個美麗的維也納秘書為止。
珍妮因為這次損失而受到極大的打擊，便極力爭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不幸的婚姻，嫁給一個名叫厄爾 (Earl) 的南方工程師，在迷幻藥充斥的 1950 年代成為一個家庭主婦，到了 1960 年代又掙扎出來，進了大學念書，成為一個學校教師。到了 1970 年代，她已是單身，在威斯康辛州密瓦基市 (Milwaukee) 的公立學校教書，也是積極主動的女權主義份子，最愛穿迷你裙和白色高筒靴，也抽雪茄。那個時代，有什麼不能享受的呢？
儘管如此，我開始讀珍妮的家書和創作時，卻震驚於她生命中的那些我從來沒有設想過的事情。她一向是我的女權主義英雄，我讀到的卻是夢想的幻滅。我讀到她如何自我幻想——這個信誓旦旦的女權主義份子啊——偶爾更氣急敗壞地一心想引起男性的注意。我被迫了解到，她其實不是英雄，只是一個無助的普通人。
我這兩位祖母的人生充滿對比，為我們的文學或通俗文化中極少聽說或目睹的那些觀點提供了雙重透鏡——然而任何一個曾經聽那些生於 1916 年前後的祖母或母親們說話的人都知道，這些個人歷史都是千真萬確的。她們的人生故事不只存在於二十世紀官方歷史事件形成的框架之中，也光照了那段歷史中依然不為人知的部份，因此這些故事值得、更需要有人傾聽。
（譯註：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茱莉亞.巴克利.莫頓的家族歷史書寫計畫及其起源，請參考她的網路群眾集資計畫 [已結束] 或部落格「傳承之間」(Somewhere in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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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亞.巴克利.莫頓博士 (Julia Lee Barclay-Morton, Ph.D.) 是一位得獎作家和導演，其劇作曾在各國出版並演出，收入合集，並在網路上刊登。她絕大多數的時間在紐約市生活，卻於 2003 年到 2011 年之間住在倫敦，創建並經營 Apocryphal 劇院，並獲得英國諾斯罕普頓大學 (University of Northampton) 的獎學金以完成博士學位。她在英國和美國教戲劇和創作課程，目前則在紐約的佛德罕大學 (Fordham University) 以客座教授的身份教創作。在過去三年裡，她致力於研究並創作這本和兩位祖母有關的書，並獲得群眾集資的支持，順利完成。在此感謝她提供的三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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