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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书朝代:书市话题:微历史:我们的祖母和我们自己 by 茱莉亚巴克利莫顿
   
微历史:我们的祖母和我们自己 by 茱莉亚巴克利莫顿
   

荻可

珍妮

译注:这篇文章原本于 2014 年 5 月 7 日刊于 Women Writers, Women Books 网站,现经作者同意之后翻译刊出。

 

我最近在研究并创作《荻可和珍妮:她们惊人而真实的虚构自传》(The Amazing True Imaginary Autobiography of Dick & Jani) 这本书。这是和我的两位祖母有关的故事,她们都生于 1916 年(早在女性有投票权利之前),两人在二十世纪却活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我因此而接触到历史学家吉儿勒波尔 (Jill Lepore)。

勒波尔在《纽约客》(New Yorker) 杂志上写过一篇很棒的文章,提到她和母亲的关系,以及这段母女情谊和她为珍富兰克林(Jane Franklin,美国开国元老班杰明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的妹妹)创作传记《年岁之书》(The Book of Ages) 过程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部融合了历史研究和丰盛想像力的惊人之作。)

针对我的书,勒波尔的建议是要我读她在 1980 年代写过的一篇文章,名为〈热爱太过的历史学家〉(Historians Who Love Too Much)。她在这篇文章中讨论了微历史 (micro-history) 这个概念,这和一般的传记有所不同,基本上以那些比较不为人知的普通人为主角。

微历史学家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从根本层面上足以光照他们那个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的人。这也就是他们活过的历史。这个名词极具启发性,因为它为我一直本能地在寻找的某种概念给了一个确切的名字。

创作这本书的过程有时候相当困难,因为其中牵涉到许多个人性的材料(在创作早期,要把我自己从这些材料中分隔出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尽管如此,我越是能放弃自己的各种偏见和恐惧,只用两位祖母的眼光来看事情——我就越能了解到,她们的人生故事其实从来没有人知道过。不只是我的两位祖母,而是她们那一整个世代的女性的声音,在我们对于二十世纪的记录里,都从来没有被人听见过。

我着手整理这两位女性的照片、文字和文件的时候,也开始了解到,她们的人生故事是我从来没有料想到的,这不只是因为没有人的生活会像外表看来那么简单,特别是在一个孩子的眼中,更是因为她们活过也参与过二十世纪的太多方方面面,却并非透过我们在历史书中读到的那些传统角度

举例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男性的战役和归来,而和那些身为记者或在芝加哥组织军人妻子进行各种活动的女性(例如珍妮)无关,当然也不牵涉到某个(以荻可而言)做妻子的女性,丈夫因为体型太过细瘦而无法参战,只能在曼哈坦计划 (Manhatten Project) 中担任秘书(结果导致他们一家人必须把巴寇斯基 (Bukoski) 这个名字改成巴克利 (Barklay)),自己的弟弟又同时在太平洋战役中死于日本神风特攻队的攻击。又比方说,经济大萧条主要是从成年人的观点来看,而非那些必须被迫打消自己梦想的少年人。另外一个例子是 1970 年代的女权运动,其基本上只是年轻女性的故事,无涉于那些新近从婚姻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五十岁祖母,在几乎遭受强暴之后致力于寻找改变相关刑事法律的各种管道。

荻可的梦想被经济大萧条摧毁了,却把自己的心和家庭管理得好似伊森‧艾伦 (Ethan Allen) 傢俱店的展示间。与此同时,珍妮跌跌撞撞地走过三段婚姻,最后在 1970 年代成为女权运动份子和学校教师。她们的人生选择——出身于谦卑的家庭环境而却拥有无比的梦想——实在有天壤之别。她们的故事因而是对于 “对比” 这个概念的研究,也是荻可为了被他人接纳而付出几乎摧毁灵魂的代价,以及珍妮为了反叛自己据说应该办演的角色而刻意的特立独行,这两件事之间的对照。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写荻可的故事,因为她和我相处得并不愉快,这和我充满动荡的童年时期也息息相关。我的出生是个意外,经常被丢给她照顾,这样的安排很不好,因为她惧怕并讨厌各种骚乱。

然而在我父亲去世之前的那个星期,我在他留下来的各种物件中找到了荻可的老照片,其中包括她年轻时在戏剧和时装秀中极具光彩荣耀的各种剪报,我因此而看见了自己从来不知道的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她曾经快乐过的一段时光。

她曾经告诉我——那是在她已经放弃梦想的许多年之后——她一直想当个艺术家,各种艺术课程却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被取消了,她只好去一家橡胶工厂上班。从许多方面来说,她的人生故事是个悲剧。然而在任何书籍或电影里,如果她有机会出现的话,都只能是一个玩笑,一个注脚,一个稍纵即逝而恼人的 “愤怒的家庭主妇” ——而永远不会是一个完全的个人。我发现,她的人生故事必须有人知道并了解,因为我们也必须更全面地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对于她的故事的理解,形成了这本书的真实架构。

我一直知道自己想写珍妮,这个更为迷人多姿的祖母,她经历过三次充满暴力的婚姻:还是少女的时候就怀了孕,嫁给从哈佛大学休学的海运商人罗素 (Russell),在他花心的时候寻求离婚,之后又嫁给一个记者——也就是我的祖父鲍勃 (Bob) ——并和他一起在战后的维也纳工作、生活,直到他决定另娶一个美丽的维也纳秘书为止。

珍妮因为这次损失而受到极大的打击,便极力争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不幸的婚姻,嫁给一个名叫厄尔的南方工程师,在迷幻药充斥的 1950 年代成为一个家庭主妇,到了 1960 年代又挣扎出来,进了大学念书,成为一个学校教师。到了 1970 年代,她已是单身,在威斯康辛州密瓦基市 (Milwaukee) 的公立学校教书,也是积极主动的女权主义份子,最爱穿迷你裙和白色高筒靴,也抽雪茄。那个时代,有什么不能享受的呢?

尽管如此,我开始读珍妮的家书和创作时,却震惊于她生命中的那些我从来没有设想过的事情。她一向是我的女权主义英雄,我读到的却是梦想的幻灭。我读到她如何自我幻想——这个信誓旦旦的女权主义份子啊——偶尔更气急败坏地一心想引起男性的注意。我被迫了解到,她其实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无助的普通人。

我这两位祖母的人生充满对比,为我们的文学或通俗文化中极少听说或目睹的那些观点提供了双重透镜——然而任何一个曾经听那些生于 1916 年前后的祖母或母亲们说话的人都知道,这些个人历史都是千真万确的。她们的人生故事不只存在于二十世纪官方历史事件形成的框架之中,也光照了那段历史中依然不为人知的部份,因此这些故事值得、更需要有人倾听。

(译注: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茱莉亚巴克利莫顿的家族历史书写计划及其起源,请参考她的网路群众集资计划 [已结束]部落格 “传承之间” (Somewhere in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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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巴克利莫顿博士 (Julia Lee Barclay-Morton, Ph.D.) 是一位得奖作家和导演,其剧作曾在各国出版并演出,收入合集,并在网路上刊登。她绝大多数的时间在纽约市生活,却于 2003 年到 2011 年之间住在伦敦,创建并经营 Apocryphal 剧院,并获得英国诺斯罕普顿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ampton) 的奖学金以完成博士学位。她在英国和美国教戏剧和创作课程,目前则在纽约的佛德罕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 以客座教授的身份教创作。在过去三年里,她致力于研究并创作这本和两位祖母有关的书,并获得群众集资的支持,顺利完成。在此感谢她提供的三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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